文学，我的欢喜冤家

游宇明

人与文学的相遇，用男女关系作比，已经变得恶心了。有句老话说：第一个将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地才，第三个是蠢才。记得远在18世纪，俄国已有作家将文学比作自己的情人，如果我们现在还这样比，恐怕“蠢才”都没资格争取。但文学对一个人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对我们心灵与情感的那种“操纵”，似乎又只有用爱情、亲情、知己情之类的东西才可以比拟。干脆这样说吧，文学是我的一个欢喜冤家，我恨她，又爱她。

我的文学意识觉醒得特别晚，晚到自己都羞于启齿的地步。看过一些谈创作的文字，许多人都提到自己年轻时候受到某个亲属或老师的影响，开始喜欢写文章。我其实也从小受到过文学的熏陶，比如我的母亲知道一些民间故事，我经常缠着她给我们讲，直到母亲烦了骂人还不肯罢休；隔壁村子有个蔑匠喜欢“讲白话”（民间对说书的通俗称呼），每次来我们村，我都会整晚整晚围着他，目的是掏出他口中的武松、曹操什么的，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所听的这些东西与文学有什么关联，听了也就听了，到了课堂上写作文，一样只知咬笔头。

初中时，开了历史课，老师讲这个东西是秦朝的，那个东西是汉朝的，多少年前哪个地方打过一仗，多少年前何处有人登基做皇帝，这才知道我埋在山里的那些老祖宗还有他们的老祖宗，中华民国、清朝之前还有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朝代，对历史的兴趣大增。我读初中时其他科目，班上常有比我考得好的，历史课永远第一。到了高中最后一年，要冲刺高考了，其他课自然也不敢轻视，不过，历史还是第一。高考报志愿，我历史分数比语文高得多，因为考虑不周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填在前头，误打误撞进了中文系，我当时那份遗憾啊，恨不得重新将志愿填一次。

学文学其实蛮好玩的，中学时代读小说要瞒着父母与老师，进了大学我的功课之一就是读小说，上当代文学课，老师提到的许多作品我都事先在图书馆读过，因而，老师提出某个见解，我总要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我入校是一九八一年，那时正是文学极其火热的年代，一个作家甚至可以通过一篇短篇小说成名。看着韩少功、钟铁夫、张新奇、骆晓戈等师兄师姐在校园里风光无限的样子，我羡慕死了。我最初写作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甚至私心里还有引来漂亮女生关注之类的不那么说得出口的动机在内。

我的运气真的不错。自1985年5月在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诗人》上发表《无题》开始，三十一年来，我在《人民日报》《散文》《青年文学》《北方文学》《四川文学》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4000多篇作品，国内只要有点名气的文摘报刊几乎都转载过我的作品，《只能陪你一程》《有效期限》等代表作各被报刊转载超过300次，还有作品被央视“子午书简”、”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或省级以上广播电台朗诵，在全国十多家省级以上报刊开设过专栏。历史随笔集《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先后几次印刷，并不帅气的个人照不时走上各种媒体。在这个地级市，常被人称为所谓“成功人士”。然而，对于个人的创作，我从来没有满意过，哪怕是那些在外面获得了声名的作品。我知道，作为一个职业的文学工作者，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在第一本著作《给自己一片悬崖》的“后记”中，我曾说过：每次写作，我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这是实话。我太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那些杰出的作家已经抵达了怎样的境界。

我在大学里教书，脑子里总有挥不去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情结，很反感“玩文学”。我所谓“玩文学”，不是指的将文学写得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而是指的在写作中缺乏基本的人文情怀，只以取悦读者的感官为唯一目的。文学固然要出世，它绝对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简单摹写是纪录片的专长；文学应该是一个人的生命超越物质羁绊向精神高地挺进的产物，是幻化了的心灵世界。没有灵魂的遗世独立，没有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天马行空的向往，文学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文学在内在灵魂上必须入世。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一定要想大众所想，急大众所急，具有坚定不移的良知和深刻的自省精神，使正直的人更加正直，走入歧途的人懂得悬崖勒马。文学应该有自己立足于社会现实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个人的自由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近年来，我写了大量有关民国与晚清的文字，其目的之一就是想将历史作为现实的镜鉴，启示读者思考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学固然不能替代正常的政治秩序，不能包办代替其他行当必须履行的职能，但它必须以这个终极价值影响读者的心灵。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教教义也往往互相抵触，只有文学的宗教是不分肤色的，而且教义大体一致。

《杂文选刊》曾在一个访谈录中提到我偏爱写重大题材，这其实反映了我的一种文学观念。一个理性的社会固然必然允许多种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学题材，只要它体现了真善美，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它的思想倾向是有关联的，沉溺于个人小情调的东西，写得再五彩缤纷，终究只是民族精神大厦的砖瓦，不足以成为栋梁。

形式影响内容，形式有时就是内容，既然我们认定文学的内容是属于社会公众的，那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艺术形式上贴近读者也顺理成章。我从来不认为读者浅薄，也一向反对躲在象牙塔里制造的所谓高雅。主观上总想在文字与情感上制造亲和力。文学作品终究是写给人看的，如果你的东西老是一副七老八十的面孔，如果你热衷的是玩耍辞藻、在结构上耍些花招（为艺术所要求的例外），一定会遭到读者的唾弃。我们应该改变这样一种认识：品位与市场必然发生冲突。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的《日夜书》、陈忠实的《白鹿原》、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都是有市场的，它们哪一点比不上某些毫无市场却自命不凡的作品。

文学被边缘化永远不是文学的光荣，而是文学的耻辱；文学家忘记了公众，忘记了肩负的社会责任，不是文学的前卫，而是文学的堕落。文学需要娱乐、需要关注互联网时代读者口味的变化，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坚守本性的基础上。我知道就自己的才力，我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抵达自己向往的文学高峰，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我的心一直与亲爱的读者在一起，共同感受着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共同承担着一个社会的喜与乐、哀与痛。

(原载2016.12.20《北海晚报》“文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