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抄录谕旨、奏摺，随寄家中。谕旨、奏摺是清代文书档案的主要内容，曾国藩为方便日后查考，每次收到谕旨后，便另行抄录一份保存，他自己拟写的奏摺也随时留存一份，寄回家中。他嘱咐家人：“凡我屡次所寄奏摺、谕旨，家中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或作一匣收之，宜敬谨弆藏也。”[1]这里反映了他注重平时收集的思想。据曾国藩史料整理人员介绍，曾国藩保存的奏摺、谕旨多达7000余件，并以原稿居多，这些奏摺、谕旨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有关清朝军政要务，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将家书、史籍妥善收存。曾国藩一生在外做官，他与朋僚友人书信来往频繁，且书信中不拘于友情、亲情，有关军务、朝政之叙遍于其中，曾国藩对这些家书的收藏甚为重视。他强调：“凡吾有家书，弟阅后请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遗失。”[2]这不仅说明曾国藩注重家书收藏，还体现了他讲求统一保管的思想。史书、文物与档案同属文化遗产，具有重要考究价值，曾国藩对此尤为珍爱。早在道光14年，曾国藩在赴京会考返途中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被传为佳话。进京任职后，曾国藩留心收存各种史书、史籍，如：《会典》、《国史列传》、《皇清经解》、《圣祖编制文集》、《文献通考》等都在他收存之列。他曾告诉僚属和家人：“凡有书籍、法贴、钟鼎、彝器……皆可收存，为之目录。”[3]据曾国藩年谱介绍，曾国藩收集的史籍种类多达数百部，这是他注重档案、史料收藏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但曾国藩还觉得不够，于是通过写日记来积累资料，他每天将“行踪一切，俱详载日记中，”[4]并“未尝一日间断。”[5]这里反映出他想方设法来积累历史材料并持之以恒的思想。他还说自己将“每天一念一事写之于册”的目的是“以便触目克治。”[6]他这一思想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档案利用是相通的。
努力收集太平天国档案。曾国藩以太平天国为敌，在十多年的攻战中，努力获取太平天国的档案文件。他曾下令设立采编室，任张德坚为总纂官，并派程奉璜等四十多人，对太平天；国档案进行采编，采编室收集到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档案文件，曾国藩要求采编室将“所清各件，饬俘获所悉速移送，” 并要求将收集到的档案文件按太平天国的官目、军制、礼书及分踞要地、官首姓名及前后伏诛等情况，“分门别类，编成全册”。[7]后编成的“《贼情汇纂》计十二卷，总目九类，分目五十八条，附目二十七条，图七十一幅。”[8]这里反映了他广泛收集各种档案的思想。尽管曾国藩当时搜集太平天国档案，是为了知彼的需要，但由于这些档案被保存下来了，这就从客观上保存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史料，这些档案史料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起到了某些弥补作用，所以应当对他收集太平天国档案的思想给予肯定。至于后来曾国藩在攻陷天京时，在战事中是否对太平天国档案引起过损坏性结果，理当另论了。
档案一定要及时整理。曾国藩由于军、政事务繁忙，无闲整理档案，故请人代为料理。咸丰七年，他的书启王福暂离曾府，有些文书事务一时搁下，曾国潘对此很不满意，他写信给其弟说：“余文案尚繁，不可无一人料理，望弟饬王福于腊月初回家，”又说“弟处有四十日无人经管文案，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决无疏失。”[9]可见他对档案整理那种刻不容缓的思想。曾国藩一直惦记家中奏稿的整理，以至外出办事也唯恐一去不复而为之担心。同治9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离家前，竟将奏摺整理作为后事向其儿纪泽吩咐：“余历年奏摺，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10]曾国藩念念不忘奏摺的整理，并想到了这些奏摺“存者绝少”，不能“发刻送人”，应“全行择抄”，“存之家中”，以“留于子孙观览”。他这里的“子孙”，不单指自己的儿孙，也包括后世来者。可见他保存档案的目的是为后人查考。他这一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直隶尘案的整理。同治8年，曾国藩到任直隶，便组织僚属整理了数以万计的尘案。后他在一封信中说：整理“直隶档案四万一千余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11]这里充分体现了他整理档案后那种轻快的心情，同时反映出他清理历史档案雷厉风行的思想。
惶恐战失档案，请求严加议处。因战事而引起档案受损是在所难免的事，然而曾国藩却不这么认为。咸丰4年12月15日，曾国藩带兵在九江与太平军作战。因战事激烈，曾国藩座船被俘，船上档案、图纸及御赐品一同散失，曾国藩为此“痛心疾首，投水自尽”，[12]后经幕客解救，曾国藩便陈奏皇上，请求对自己严加议处。他在奏摺中说：这次战失档案“皆臣国藩调度无方所致，应请旨饬部将臣国藩交部严加议处。”[13]忏悔之即，他又惋惜地向其弟愧诉：“兄船上所失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及家书等件，甚为可悚；而二年以来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实收、功牌、帐目一并失去，尤为可惜。”[14]时隔四年后，曾国藩对此还犹馀悸未定，又回想起当年“是夜大败……文卷荡然无存”的情景，觉得“殊不可解。”[15]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并非专门管理档案，而且在战火中损失档案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却将此事视为自己的失职，他这种思想，无不使我们深受教育。
悲痛之际念念不忘典籍、舆图、书画和档案材料的保护。曾国藩对历史书籍、舆图、书画的保护是一丝不苟的。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安微小池驿军营突闻家母去世，准备回乡守制，即吩咐京城家中的儿子纪泽办理十八个方面的事情，其中有五个方面是专讲典籍、舆图、书画和档案材料的保存。现原文抄列如下：
“一、……《读礼通考》四套、《皇清经解》、《会典》可买油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上贯铁钉封皮，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
一、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俱往取出带回。
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贴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家信及外来信贴在本子上皆宜带回，地舆图三幅……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均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箱同寄一庙内……带一点单回。”[16]由此看来，曾国藩很像一个档案人，他将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及技术保护等各个环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那种重要典籍要“逐一用纸包”；整理图纸、字画时要将“上下木轴均撤去”，为了保护好档案“每月出赁钱也可”；清理好的材料、史籍要“留有点单”等思想，不但在当时对其家人是一种重要启示，而且对现代档案人也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一）朝庭档案管理混乱，引起了曾国藩的警觉。曾国藩如此注重档案、史料的收集和保护，其思想成因，除了他身为一朝儒尊，对中国传统文化——档案的保护固然有兴趣外，当时朝廷档案管理混乱的状况也是引发他坚持处处留心、收集、保护档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清时期，档案管理每况下降，从中央到各部院没有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把持文书和档案的书吏不思进取，人为的档案被焚事件时有发生。“咸丰末年，户部失慎，火三日不熄，存案悉毁，户部无存档可稽”、“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重要档案潮湿霉烂，远年旧档检出焚毁，”[17]致使清代档案遭到严重损坏。这些情况曾国藩是知道的，尤其使他深有感触的是：在利用中查不到所需档案。道光三十年四月，曾国藩草拟有关朝廷恢复日讲事宜的奏折，去查阅康熙年间的档案，结果一无所获。于此，曾国藩在《陈奏日讲事宜折》中道：“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谨参考《会典》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传》诸书”[18]才略见其彰。这里，一方面反映了曾国藩对朝廷档案管理不太信任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露出了自己查不到所需档案那种失望的心情。他确实感到有些历史档案“存者绝少也”！然而，他作为一名臣子，能做什么？只能从自己做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曾国藩对每份奏摺、每道谕旨抄存不误；他再三叮嘱家人将书信统一收存；他不惜重金购买典籍；他持之以恒地将军政要务记于日记中；在家母去世万分悲痛之际，他念念不忘档案材料的保护……。不管是为了自己日后查用，还是为了扬名立传，他的目的在于留有文字传之后世。曾国藩曾经说过：“仆人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之见，必实体行之；不特之传，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19]这说明曾国藩是在潜意识地保护档案，或者说他已预感到朝廷档案还会发生大的损毁，从而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积累、保存，以减少档案史料的流失。这一点，从不久后档案界发生的“八千麻袋档案事件”已得到应证。
（二）曾国藩档案思想产生的影响。有人曾说：“曾文正公一生的嘉言懿行，很多值得我们效法，岂仅一般朋僚或朝廷几篇崇德报功的文字，所能尽其万一？”[20]对曾国藩的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高，尽管曾国藩“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的思想及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晚清政权的利益，但是，作为档案本身来说，不管产生于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哪一个体，都是一种历史记录，都有查考和研究价值。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家人谨遵他的遗训，对他保存下来的文稿、史料代代相护，不少文人和史料研究部门对此更似探至瑰宝，使曾国藩保存的文字材料得以汇编成册。仅岳麓书社编校的《曾国藩全集》就“收录曾氏旧藏奏章原稿一万二千余页，”[21]“收录曾氏书信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又据记载，曾国藩保存有《朱批奏章》120卷，《政绩批牍》24卷，《尺牍》150卷，《藩部表》１卷，《历朝大事记》数卷，《书札》60卷，《日记》34卷，《家书》28卷，《经史百家诗抄》26卷，《十八家诗抄》30卷，《文集》12卷以及《史事分类编目》、《诗集》等各种史料数十卷。这些档案史料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财富，有效地弥补了朝廷档案的某些不足。至于受曾国藩这一思想影响的人则是几代名宗。
中国历史上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梁启超崇拜曾国藩致极，到处收集曾国藩的文字材料，编写了《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他称颂曾国藩的文稿“不可不日三复”，[23]评价“曾文正在军，每天必填日记数条……终身以为常，无关大体乎？”[24]中国当代史上两个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在这方面对曾国藩也是持推崇态度的。蒋介石把曾国藩尊为人格精神的典范，赞誉“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而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矣。”[25]他所讲“力体躬行”、“苦心毅力”无不饱含曾国藩为保存数以千万的文稿而处处留心所付出的努力。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学习时就对曾国藩的文稿颇感兴趣，现韶山纪念馆还收藏有他曾经拜读过的曾国藩文稿木刻本，并每卷上都有他书写的“咏芝珍藏”。[26]他对曾国藩档案编纂思想的推崇也是明显的，他评价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上自乾隆，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27]在长征中，毛泽东宁愿“丢掉衣服，也要带着苏区调查材料走，后在延安出版了著名的《农村调查》文集。在他的重视下，还成立了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记》，后来又主持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一整套文件汇编。”[28]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曾国藩对档案材料的高度重视，如果没有他为此付出艰辛而保存下来的成千上万的史料，后人对他乃至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会困难得多。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对保存历史的记载是有贡献的，同治帝之所以御赐他“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于竹帛，”[29]这除了他在朝廷军、政上的举足轻重外，不外乎对他为保存了如此多的真实历史记录所作出的努力而给予的肯定。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273，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2]《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547，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387，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402，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46，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40，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7] 邹家炜等，《中国档案事业简史》P140~14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
[8] 邹家炜等，《中国档案事业简史》P14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
[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354，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10] 徐泰来等，《学者笔下的曾国藩》P564，岳麓书社出版，1997年1月。
[11] 徐泰来等，《学者笔下的曾国藩》P594，岳麓书社出版，1997年1月。
[12] 易孟醇，《曾国藩传》P127，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P378，岳麓书社出版，1987年4月。
[1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288，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449，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233~236，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17] 邹家炜等，《中国档案事业简史》P12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P11，岳麓书社出版，1987年4月。
[19] 萧一山，《曾国藩传》P118，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
[20] 萧一山，《曾国藩传》P117，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P1，岳麓书社出版，1987年4月。
[2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P1，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
[23]史林，《曾国藩成功学全书》下册，P76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3月。年8月。
[24]史林，《曾国藩成功学全书》下册，P765，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3月。
[25]史林，《曾国藩成功学全书》下册，P769，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3月。
[26] 史林，《曾国藩成功学全书》下册，P775，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3月。
[27] 史林，《曾国藩成功学全书》下册，P777，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3月。
[29] 徐泰来等，《学者笔下的曾国藩》P7，岳麓书社出版，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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