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4年
湖湘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文化？
作者：郑佳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移动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曾经多次迁移。楚人南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湖湘远古文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宋以前，湖南仍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宋朝开始，特别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湘文化繁荣发展，不仅出现了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而且出现了影响和贡献巨大的“湖湘学派”，出现了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一批湖湘书院。湘学从此产生，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支脉。
近代历史上文化中心的格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特聘教授茅海建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大体可以形成三个区域，一是受满族文化影响的北方地区，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三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湖南是一个中心。湖南在近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是从南宋理学产生被认为“道南正脉”开始，到曾国藩和湘军集团以传统文化救亡卫道，“同治中兴”时基本形成。从嘉道经世思潮到辛亥革命，湖南引领思想，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历史鼎革的策源地。
屈原以思想和诗给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屈原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一是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在他的诗篇中充满了自然崇拜和巫道文化气息，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二是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在楚国任左徒的时候，和他在《离骚》和其他诗篇中，表达了典型的儒家施政理想。
他行吟十余年，足迹遍及沅湘，最终把生命留给了湖南。湘人视他为乡贤、师祖。曾国藩说屈原在湖南“为百代所祖”。我们自称“屈贾之乡”。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心忧天下”是他的价值观，他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当他意识到无力救国的时候，便以身殉国殉道；二是他的人格高尚，廉洁纯粹，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大有圣贤气象；三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不悔”；四是他那源于儒法道，又高于儒法道的政治理想。他文以载道，以美丽宏远的诗篇，把这些宝贵的思想传遍了三湘四水，传遍了中华九州。历代湘人学者对屈原、对《离骚》《楚辞》进行了不懈的传承、诠释、弘扬。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开创了“理学”，被公认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理学意义十分重大，他的“无极而太极”完成了道家没有完成的宇宙发生论，同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创造了儒家宇宙本体论。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了形而上的根据。他把儒家的“诚”作为道德本体，统一了天道与人道，统一了天人之道。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人极，圣贤可学可至，“希贤、希圣、希天”，君王和士大夫的人生和事业有了最终的归宿和安顿。
第二，他的思想在他的两位学生程颢和程颐那里得到了充实和放大，形成了理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经朱熹总结提升，传播开来。二程的学问由他的学生传播到湖南，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这就是所谓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湖湘学派、岳麓书院与朱张会讲。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他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提倡“经世济民”，培养实用人才，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有学者说“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湖南各地以岳麓书院为榜样，兴起了建立书院的热潮，多时竟有数以百计的书院分布于湖湘大地，故有“天下书院半湖湘”之说。
王船山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学术，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宋明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三十多年，从“六经”孔孟，到程朱陆王，反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
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他在认识论方面，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了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地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
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经世致用”，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
魏源与嘉道经世思潮。嘉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集中呈现出来，中国开始了千年大变局。情形与明清之际十分相似。陶澍、贺长龄、魏源、汤鹏、邓显鹤等湘籍官员与学者，受王船山思想影响，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动力，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武器，掀起一波改变风气，影响政局，启迪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第一就是陶澍的漕运、盐税和水利三大改革，第二是《皇朝经世文编》，第三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陶澍等人对数年之后兴起的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话。
曾国藩的经世理学。曾国藩和湘军，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征程。学术界对曾国藩有两个定论，一是说他事功本于学问，二是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这实际上是说，他运用湖湘文化，实践湖湘文化，改造弘扬湖湘文化，让湖湘文化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曾国藩学问第一个特点，叫作“一宗宋儒，兼容汉学”，同时博览经史百家。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也就是“经世之学”。第三个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到了曾国藩时期，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谭嗣同的改良结束后，黄兴、蔡锷、宋教仁是旧民主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中国主体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虽然我们不能以湖湘文化的脉络再来概括这些思想和变革，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湘人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仍然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今日，湖湘文化的基因一直在湖南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流淌，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发生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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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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