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廿四史”

●倪道善

“廿四史”是古代封建帝王钦定之正史,誉冠史林,独领风骚。上起黄帝下至明末,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融于一炉,相承不辍,千古不朽,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说起“廿四史”可谓家喻户晓,村夫野老也略知其一二;但说起“档案”则知之者甚少,遑论其与“廿四史”之关系。犹仰长城之雄伟而不见砖石,叹林莽之浩渺而不辨草木。今之所论档案与廿四史,即砖石与长城、草木与林莽也。

一、廿四史的体裁源于档案文献

二十四部正史都为纪传体。纪传体是古代文献“三大史体”之一,它以“本纪”记帝王事迹;以“表”图示各历史时期简单的大事记;以“书”(志)分类记国家典章制度;以“世家”记诸侯、贵族、割据政权及个别特殊人物;以“列传”叙列著名历史人物及少数民族事迹。五体汇一,相辅相承,大千世界,尽收卷中。纪传体发端于第一部正史《史记》,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创始者。但是,纪传体并非司马迁个人的发明,它与古代档案编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春秋以前,我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图书,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应属于档案文献。相传上古时期已有史官掌管著作,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记之物实质上也是档案,即使流传下来的《尚书》、《周易》等,也是根据三代史官所存的文件编成的。史官的不同记录方式和对档案文件的不同编纂方法,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档案文献,遂成为后世史籍的雏形,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两种。”司马迁之前,纪传体中的五种体例早已有之,诸如《禹本纪》、《周谱》、《帝王诸侯世谱》、《周礼》、《世家》、《穆天子传》等等。论其性质均属档案的编纂之物;按其内容体裁则分属“纪”、“表”、“书(志)”、“世家”、“列传”。司马迁吸取各体之优点,融汇贯通,改造发展,创造出纪传体的《史记》。其中,“本纪”取法《禹本纪》;“表”仿效《周谱》,汉人桓谭《新论》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关于“书(志)”,唐刘知几认为“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范文澜《正史考略》认为,“八书之书,本于《尚书》”,“取《尚书》之《尧典》、《禹贡》。”关于“世家”,《史记·卫世家赞》中有“余读世家言”之说,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古来本有世家一体。”①关“传”,战国时已有为人作传之例,晋太康中,汲冢得《穆天子传》一卷,记周穆王西巡之事,按日记事,体例与起居注相同。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总括本纪、表谱、世家、列传等体例于一书的《世本》,对纪传体的创立影响很大。《世本》是根据古代史官记录的档案材料编成的,原称《世》或《经世》,是各国王侯贵族世系的记录,现存有辑本。《世本》有《帝系》,记黄帝以下帝王世系;《王侯谱》记夏商周及二十余个诸侯国家的世系;《卿大夫谱》记列国卿大夫世系;《纪》、《世家》、〈传》则分别记述以上三部分的重要事迹。又有《氏姓》记各氏姓的由来;《居》记都邑;《作》记发明创造;《谥法》记谥号及释义;四者都具有“书(志)”的性质。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史记》的体裁是由《世本》发展而来。

我国自古档案工作发达,从甲骨文的发现,到有关史籍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先秦之时,各国史官主管文书档案,书王命,记言记事,所记之物都是档案,所编之物也是档案文献。孔子所见“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所读“百国春秋”,都是各国史官所记本国的国史,即各国的大事记。孔子开私人修史之先河,所修“六经”,亦为档案的编纂物,这一点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说得好:“古人不著书,……《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②“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古有“文出五经”之说,说明后世各体在“五经”中已初见端倪。③档案工作的发展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基础,两汉时,史学才逐渐走上成熟发展的道路。三国开始设置专职修史的官员著作郎,史书渐多,到西晋时,史籍在学术文化领域才取得独立地位,东晋正式确定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的位次。由此可以看出,档案工作与史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旨酒与糟粕”、“嘉禾与粪土”的关系,而且档案还发史学之先声,开史学之先河。

二、“廿四史”的史料来源于档案、实录和国史“廿四史”的史源来源原始,内容上较之其它史籍更为真实可靠,这也是历代学者青睐正史的原因之一。廿四史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官府的档案及档案的汇编物。自商周始,历代王朝都注重对档案的收集和整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所形成的档案越来越多,种类愈来愈繁,所记内容也更加系统。其中,记注档案独具特色。《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也有史官,君举必书。”西汉时出现了天子的“起居注”,从此以后历代都有起居注,专记帝王言行和国家大事。唐武则天时又出现了“时政记”,记宰相与皇帝禁殿议政之事。唐宪宗时又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年汇总,名曰“日历”,此法延至明初。自南朝梁武帝始,又出现了实录,实录是以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部分档案为材料,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国家事务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实质上是一种档案的编纂物,被封建朝廷视为机密。实录内容广泛,卷帙浩大,史料丰富,是一朝史料的渊海。正史《旧唐书》、《旧五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都直接取材于各代实录和起居注。廿四史的第二个史料来源是国史、会典、会要、宝训等官修史籍。其中,国史最为重要,是正史依据的主要资料。正史中的《梁书》、《宋书》、《南齐书》等都主要取材于各朝国史。国史为各朝史官奉命所撰,取材于档案,梁以后,以实录为底本。还有会要、会典记一代典章制度,宝训载皇帝语录,也为正史所采用,史料性质都较原始。廿四史中,属于通史的只有一家《史记》,其他基本都是断代史(包括南、北史和《新五代史》)。当朝人写当朝史的只有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史记》的西汉部分,他们在写作过程中都大量地使用了本朝的档案,这是学术界共知的。其余廿二史都为后世所修,即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所修,这是我国古代史学传统。所依史料,均为前一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档案、起居注、实录、国史等。历史上,每当新王朝建立,都比较注重对前代王朝档案图书的收集,如,刘邦军入咸阳,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④元将张柔破金都汴京,“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⑤明军攻下元大都,朱元璋命将元朝所藏典籍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章”等都收集起来带回。清入关后,也将明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和内阁文渊阁库所藏尽数收存。由于历代新王朝建立之际尽力收集前朝的档案图书,才使正史的编修得以连续。纵观廿四史,有的成书于盛世,有的成书于乱世,有的成书于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卷帙之大,质量之高,成书之快,都是因为所据档案文献丰富。如五代战乱中的后晋儿皇帝石敬塘,下诏修成了《旧唐书》;只谙弓马,未遑文事的元统治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宋史》496卷三部正史,皆因唐、宋、辽、金所遗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完整之故,《旧唐书》前半部基本照抄唐实录和国史,甚至连唐史官的语气、名字也抄了上去。

三、“廿四史”的作者与档案

廿四史的修撰,可分私人撰修、奉命私修和史馆史官集体编修三种情况。属于私人撰修的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南史》、《北史》和《新五代史》,共七部。属于奉命私撰的有《汉书》、《魏书》、《北齐书》、《宋书》、《梁书》、《陈书》共六部。属于史馆集体撰修的有《晋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共十一部。其作者都具有利用档案权利和方便条件。其中,既有从事档案工作的档案工作者,如太史令司马迁、兰台令史班固,已为人们所熟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任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也曾担任过档案图籍的管理工作。更多的作者是与档案史料打交道的史官,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主要任职著作郎;《梁书》、《陈书》的作者姚思廉,唐初为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木,唐初历仕丞相府记室,起居舍人、秘书丞、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还有魏收、李百药、李延寿等等,都是史官,奉朝廷之命修史,有权利用朝廷所藏的档案文献。唐初确立了史馆修史制度,史馆成为朝廷垄断的修史机构,此后编修的正史,都出自史馆众史官之手。历代史馆又都是中央的档案史料库,收存有大量档案图籍,以备修史,置有专门的吏员负责保管整理。

古代统治者都能认识到修史的重要意义和功用,史职备受尊崇。先秦时,设有专职的修史官员,治史与治档紧密相联,都由史官担任,史官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魏晋出现修史的专职官员著作郎,治史与治档逐渐分为两途,档案管理人员“百倍于前”,地位日趋低下;利用档案修史则为少数史职官员所垄断,遂名垂青史。翻开廿四史,翻开历代王朝的官修史书,在众多纂修官的衔名之后,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档案工作者。

注释: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

③《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张柔传》。

(作者单位:四川联合大学秘书档案系)